宋明理學教案2篇

宋明理學教案一

★教學目標：

1、知識與能力：

（1）列舉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說明宋明時期儒學的發(fā)展狀況；

（2）一定思想文化是一定社會狀況的產物，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過來又會影響社會存在；

（3）理解儒學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的發(fā)展變化，正確看待和評價各個時期儒學的歷史地位；

（4）通過對歷史上儒學的發(fā)展變化的有關知識的掌握，了解中國思想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探究宋明理學的歷史價值和社會影響。

2、過程與方法：

（1）結合宋明理學代表人物的經歷和淺顯的文字材料，幫助學生弄清理學的內涵。

（2）了解思想觀點，觀察儒學發(fā)展變化，分析其歷史地位和價值；并聯(lián)系相關知識，比較綜合歸納、探究歷史規(guī)律。

3、情感態(tài)度與價值觀：

（1）三教并重局面的出現(xiàn)，反應了不同文化的互補可以促進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反應了維護互補的重要性；

（2）儒學從佛教、道教中吸取了有益的內容，完成了更為理論化、思辯化的過程，認識這是中國儒學的一大進步；

（3）心學的出現(xiàn)既反應了理學的發(fā)展，也說明了理學的不足，新的思想萌芽呼之欲出；

（4）援引一些對宋明理學評價的材料，引導學生結合自己的生活實際，談一談宋明理學的精神取向及其現(xiàn)實啟迪。

★教材分析：

本課教材主要從三個方面向學生介紹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儒家思想的發(fā)展和變化：魏晉隋唐時期儒學的發(fā)展；宋朝的程朱理學；陸九淵和王陽明的心學。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儒家思想發(fā)展到“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一方面反映了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學，也有一種“與時俱進”、自我調節(jié)、適應時代的本能，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發(fā)展和衰落，不斷發(fā)展完善和走向極端化；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意識形態(tài)作為上層建筑中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在社會發(fā)展中起著重要的促進或阻礙作用。中學生對了解掌握歷史上各種思想，包括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經濟思想有比較大的難度，這些內容比較枯燥，又難以理解，因此教師在教學中必須要充分準備，精心設計，生動形象，深入淺出，努力提高教學效益。

★教學重點和難點：

重點：掌握程朱理學基本內容。

難點：理解理學和心學的思想內涵；正確評價程朱理學和王陽明心學的歷史地位。

★教學過程及要點：

導入新課：

教師以引言部分的內容為素材，告訴學生漢代以后由于社會動蕩，人們對傳入的佛教有了更多的興趣，儒學思想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zhàn)。可以從杜牧的詩入手，介紹梁武帝三次入寺院當和尚的故事，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然后設問：

1．為什么漢代儒學剛剛確立了正統(tǒng)地位，漢以后人們對佛教的興趣日增？

2．佛教的興盛開始挑戰(zhàn)儒學的地位，儒學應該怎么辦？

由此導入新課。

一、三教合一：（儒、佛、道三教合歸儒）

1、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新發(fā)展：儒學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發(fā)展，即佛教吸收儒學精神，漸趨中國本土化；道教也受到儒學影響，主張“貴儒”又“遵道”。

（1）儒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面臨嚴重挑戰(zhàn)的原因：

①佛教的盛行：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他們將佛教作為鞏固統(tǒng)治，麻痹和奴役勞動人民的精神武器；其次是社會矛盾的尖銳。當時南北對峙，王朝更迭頻繁，兵戈不息，剝削殘酷，壓迫深重，人民要尋求精神上的寄托；再次，佛教本身具有很大欺騙性。把人們的眼光從痛苦的現(xiàn)實轉移到無法驗證的來生幸福上，使人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和安慰；第四，實際經濟利益的驅使。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僧尼不入國家戶籍，可以逃避賦役，破產農民大量投身寺院，寺院形成了獨立的經濟力量；第五，佛教為了適應中國的國情，在自身傳統(tǒng)方面作了自我改造，給處于不平等地位的各種人，提供了一種精神上機會均等的滿足。

【備課資料】最愛當和尚的荒唐皇帝——梁武帝蕭衍

梁武帝蕭衍(公元464—549年)，字相達，齊高帝蕭道成族人．其父蕭順之曾助族兄蕭道成創(chuàng)齊，官至頓軍將軍、丹陽尹。蕭衍博覽群書，有文武才干，曾被齊競陵王蕭子良召入為西職。與沈約、謝眺等著名文士臺稱西鄖八友。蕭衍因助齊明帝殺齊武帝諸子，被迅速提升，齊明帝死前，任命他為持節(jié)、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的雍州刺史。蕭任雍州刺史后不久，齊東昏侯蕭卷寶即位，殺戮大臣，亂事四起，蕭衍起兵，一年后攻下建康，殺蕭寶卷。追貶他為東昏侯。次年四月，蕭衍又以梁王的身份取代他擁立的齊相帝蕭寶融，建立了梁朝。

梁武帝三十八歲登基，八十六歲死于侯景之亂，在位四十八年。他一反前朝建立之后大殺前朝宗室人物的作法，齊高帝蕭道成嫡系子孫都可以出仕梁朝。梁武帝創(chuàng)業(yè)功臣也都得善終，梁宗室子弟只要不蓄意謀反，都得以重用。他又是歷代王朝最有學問的皇帝，他即位以后，雖政事繁雜，仍手不釋卷，一生撰寫注釋、聞釋儒經及佛教經典的著作數(shù)百卷，文學作品集120卷，組織并參與編撰了長達600巷的《通史》。

梁武帝篤信佛教，造詣極深，并屢屢向寺廟捐助財物，曾經三次入寺舍身，最長一次有37天。這位皇帝在宗教信仰方面簡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作為一名狂熱的佛教徒，梁武帝在位期間花費大量公款，興建了大量佛寺。公元519年，他在同泰寺院受菩薩戒，從此被稱為“菩薩皇帝”。更荒唐的是，為了顯示自己對佛祖的虔誠，公元527年，身為一國之君的梁武帝到同泰寺做法事時，竟突發(fā)奇想地宣稱要舍身于此，甘為寺奴。還下令改年號為大通。信佛之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葷，不僅他這樣做，還要求全國效仿：以后祭祀宗廟，不準再用豬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靈也吃素。老人皇帝做事總是和年輕時、壯年時不一樣。這個命令下達之后，大臣議論紛紛，都反對。最后，蕭衍允許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狀祭祀。

正所謂“國不可一日無君”，被群臣把他從寺廟里接回，要他繼續(xù)主持朝政。梁武帝回宮后，想想不對：“普通百姓出家后，要還俗還得拿一筆錢向寺院贖身；我是堂堂一國之君，還俗怎么能不出錢呢!”

于是，梁武帝再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這次大臣們又來請他回宮，他說什么也不答應了。有個大臣忽然靈機一動，說道：“皇上既然‘舍身’為僧，我們就要為他‘贖身’，才能請他回宮啊!”

大臣們覺得這話有道理，就化了一萬萬錢，去同泰寺為梁武帝“贖身”。寺院住持收到這么一大筆贖金很高興，十分爽快地同意這位皇帝和尚還俗。

過了不久，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而且，他為了表示自己虔誠信佛，不但“舍”了自己的身子，還把宮內的人以及全國的土地都“舍”了。梁武帝“舍”得多，為他“贖身”的錢也要化得更多。大臣們花了一個月，湊足了二萬萬錢，又把他贖了回來。

過了一年，梁武帝第四次又到同泰寺出家。大臣們只得又用一萬萬錢為他“贖身”。

梁武帝前后四次出家當和尚，大臣們共花了四萬萬“贖身”錢，把國庫都給折騰光了。梁武帝晚年一心只想當和尚，不管國家大事，朝政混亂，最后連自己的命也保不住了。

548年，爆發(fā)了一場長達四年之久的叛亂，因這場叛亂的發(fā)動者是投降梁國的東魏將領侯景，史稱“侯景之亂”。蕭正德權欲熏心，迎侯景入建康(令江蘇南京)，侯景集中兵力圍攻建康中心臺城。梁朝諸王軍隊雖然已匯合到建康周圍，但都按兵不動。臺城被圍130多天，糧食斷絕，以人肉相食，又疫病流行，城內十多萬人，最后只剩下二、三千人，城內到處都是尸體。549年3月，侯景攻破臺城，把梁武帝蕭衍囚禁起來。侯景控制朝廷后，馬上殺掉蕭正德，不久，86歲的老皇帝被活活餓死。梁武帝是中國歷史上一位高壽皇帝。

②道教在民間的傳播：道教創(chuàng)立于東漢末期，開始主要在受苦受難的民眾中流行，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是道教最早的表現(xiàn)形式，太平道發(fā)動了東漢末年的黃巾軍大起義。黃巾起義失敗后，太平道遭到鎮(zhèn)壓，但道教作為一種宗教，在江南江北廣大地區(qū)仍然繼續(xù)流傳，在上層社會中也擁有不少信徒。魏晉以來，封建統(tǒng)治階級逐步對原始道教從理論上、組織上加以改造，使它成為鞏固統(tǒng)治的精神工具。東晉時道教日盛，不僅有皇帝、大臣信奉，下層民眾中也擁有眾多的信徒。東晉末年，孫恩、盧循以五斗米道為號召，領導農民起義。南北朝時，官方道教已經形成。

③儒學本身的問題和缺陷：儒學之所以會受到來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戰(zhàn)，其中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學本身在思辨性和理論性方面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儒學在孔子創(chuàng)立之時，只是一些倫理原則和教條，由于孔子本人罕言“性與天道”，所以如何從哲學本體論上論證儒家思想的正當性與必然性成為儒學的一個重要課題。孟子從“四端”說出發(fā)，對儒家的性善論作了論證，荀子則從性偽說出發(fā)對性惡論作了論證，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講究陰陽家的世界觀上，對儒學作了讖緯神學式的論證。在宋明儒學家看來，以往的這樣論證要么是“不備”（不夠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亂不清或者錯誤，如荀子與揚雄），而董氏讖緯神學化的論證更是粗淺，不值一論。

（2）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影響和融合：

①儒教：早在魏晉，玄學已經將三教的思想進行了一次融合。魏晉玄學上承先秦西漢以來的道家哲學思想，并把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和道家哲學思想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不同于先秦西漢的新道家學說。玄學以精神性的“無”，作為思想體系的核心，強調“以無為本”，認為世間萬事萬物這些實際存在的“有”，都產生于“無”，體現(xiàn)在政治上，便主張“無為”，認為統(tǒng)治者要無為而治，老百姓也要無為而處。漢初黃老思想所講的“無為”，著重講統(tǒng)治術；玄學所說的“無為”，重點在講處世術。從“無為”出發(fā)，為維護封建的綱常名教進行辯解，認為“名教即自然”，封建的尊卑、上下關系合乎自然，生而固有，不能否定。玄學是儒家唯心主義哲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變種，其宣揚的老莊哲學，經過曲折的演變，終于與儒家哲學相表里，即披著道家思想外衣來宣傳儒家綱常名教的外道內儒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成為士族地主的意識形態(tài)。

②佛教：佛教作為外來宗教，必須與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相結合，才能在中國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fā)展。佛教自傳入中國的那一天起，受中國古代經濟政治及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逐步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佛教調整了與世俗王權的關系，調整了與儒學的關系，調整了與民俗的關系。特別是調整了與儒學的關系。佛教的傳入并泛濫，必然要引起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抗爭，首先引起論爭的是道教，在理論上與佛教爭論的是儒家，但儒家是以直覺思維進行批判的，缺乏思辨的理論色彩。由于儒家在中國的正統(tǒng)官方地位十分鞏固，這使得許多佛教徒竭力調和佛、儒兩家，“內（儒）外（佛）兼修”，解釋戒殺為仁，戒盜為義。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強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則解釋為出家不是不問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統(tǒng)一了出家與入世的關系。

③道教：晉朝人葛洪是最早把道教理論和儒家思想結合起來的人，他所寫的《抱樸子》一書，不僅對戰(zhàn)國以來“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yǎng)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從理論上作了系統(tǒng)的闡發(fā)論述，更重要的是把神仙信仰與儒家思想捏合起來，提出道教徒要以忠孝仁信為本，否則，雖勤于修煉，也不能成仙。北朝寇謙之以“整清道教”為己任，打出“專以禮度為首”的旗號，完全按照封建倫理觀念制定了一套教義，鼓吹“于君不可不忠”，“不得叛逆君主，謀害國家”，勸導人們“勿怨貧苦”，“戒勿以貧賤求富貴”。他還襲用佛教輪回轉生思想，用“若有罪重之者，轉生蟲畜”欺騙恫嚇人民。劉宋的陸靜修依據(j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吸收佛教儀式，編制了新的道教齋戒儀式，齊梁時的陶弘景，以現(xiàn)實社會為模式，制造出“仙亦有等級千億”的理論，為封建等級制度辯護。道教兼采儒、佛、道三家之說，把它們糅雜融匯在一起，以漢民族土生土長的傳統(tǒng)形式出現(xiàn)，有利于宣傳推廣，擴大影響。

2、隋唐時期，儒學發(fā)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三教合一”。

（1）隋朝：儒學提出“三教合一”，主張以儒學為主，調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論；

（2）唐朝：統(tǒng)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即尊道、禮佛、崇儒；韓愈率先提出復興儒學。

隋末，道教徒積極參與了滅隋建唐的政治活動，到唐朝初年，李淵和李世民尊道抑佛，先道后佛，李世民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確立了道教的特殊地位。武則天諭令佛教應在道教之上，道教勢力受打擊。唐睿宗、唐玄宗父子二人迷信道教，道教優(yōu)勢又逐漸得以恢復。唐肅宗、唐代宗崇佛，道教勢力再次衰退。到了唐武宗時，朝廷廢禁佛教，獨尊道教，第三次出現(xiàn)道勝于佛的優(yōu)勢。道教宣傳清凈無為、與世無爭的思想，與儒家的“民本”、“仁政”思想、輕徭薄賦的要求有相同相通之處和異曲同工之妙，適應了唐初社會在大亂之后，天下初定，人心思治，統(tǒng)治者調整政策的政治需要。同時，道教也提倡佛教的“因果報應”，還鼓吹儒學的“忠”（忠于君主）和“孝”（孝敬父母），此外，還搞巫師的一套“長生術”，不僅適應了統(tǒng)治者麻痹人民的需要，也迎合了統(tǒng)治者追求長命富貴的欲望。

隋朝比較重視佛教，隋文帝廣建佛寺，度僧尼出家，命人譯經寫經。李世民尊道抑佛，但他也敏銳地感到，宣傳“因果報應”，鼓吹“與世無爭”的佛教，也不失為可利用的工具，因此在過去的戰(zhàn)場建造佛寺，以后又親自為玄奘的譯經寫序文，采取二教并重政策。唐朝有三次崇佛高潮，第一次是武則天時期，武則天曾利用佛教篡位，諭令佛教應在道教之上，進一步刺激了佛教的發(fā)展。第二次出現(xiàn)在肅宗、代宗時期。第三次出現(xiàn)在唐懿宗時期。隋唐時期是中國儒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國佛教的成熟期。這一時期的佛教學說的最大特點，是把佛性心性化，或者說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性化了。

唐代實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釋、道三教得以各自獨立發(fā)展，并在獨立發(fā)展中進一步相互爭論，相互融合。在三教的爭論和發(fā)展中，儒教日益處于劣勢，明顯地感受到來自佛道二家的壓力。面對佛教和道教的發(fā)展，儒學受到了很大的挑戰(zhàn)。唐中葉以后，儒學大師韓愈和柳宗元等人率先提出要復興儒學。他們在回應佛道挑戰(zhàn)的同時，積極援佛入儒與援道入儒。韓愈對佛教進行了批判，他所提出以“仁、義”為儒學之“道”的內容，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為儒家的傳授譜系，并且自己以繼道統(tǒng)自任，而開儒學講“道統(tǒng)”之先河，所有這些都啟發(fā)后來的儒者以一種復興儒學的意識。柳宗元以“陰陽元氣”為“天道”、以“仁、義”為“人道”，并由此構筑了一個以“道”為核心范疇的合天地自然、社會倫理一體化的理論體系，實開宋明理學之端緒。韓、柳等人企圖建立一個能融匯“百家之學”的學說來取代佛、道的愿望，經由以“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和程氏二兄弟）為代表的理學家們的發(fā)展，到南宋的朱子可以說正式實現(xiàn)。

二、程朱理學：

1、宋代“理學”的產生：

（1）含義：所謂“理學”，就是用“理學”一詞來指明當時兩宋時期所呈現(xiàn)出來的儒學。廣義的理學，泛指以討論天道問題為中心的整個哲學思潮，包括各種不同的學派；狹義的理學，專指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以“理”為最高范疇的學說，稱為“程朱理學”。理學是北宋政治、社會、經濟發(fā)展的理論表現(xiàn)，是中國古代哲學長期發(fā)展的結果，是批判佛、道學說的產物。

他們把“理”或“天理”視作哲學的最高范疇，認為理無所不在，不生不滅，不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在窮理方法上，程顥“主靜”，強調“正心誠意”；程頤“主敬”，強調“格物致知”。在人性論上，二程主張“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闡釋這一觀點使之更加系統(tǒng)化。二程學說的出現(xiàn)，標志著宋代“理學”思想體系的正式形成。

【合作探究】宋代“理學”興起的社會條件：

①理學的興起與宋代政治特點密切相關。隋唐五代的長期分裂和混亂，使傳統(tǒng)倫理道德規(guī)范遭到極大破壞，綱常松弛，道德式微，顯然不利于大一統(tǒng)政治的穩(wěn)定和鞏固，因此，宋代統(tǒng)治者一開始就倡導尊儒讀經，宋代的儒學復興便由此而形成。理學的產生，出于儒家學家革除時弊，拯救文化，整頓人心，重樹人倫與儒家價值，重建儒學道德形上學的主觀努力。理學適應了唐末以來重建倫理綱常的需要。

②理學的興起與宋代經濟、文化的發(fā)展密切相關。宋代一統(tǒng)政局后，農業(yè)、手工業(yè)得到迅速恢復和大規(guī)模發(fā)展，在此基礎上，科學文化的進步尤其引人注目。哲學本來就以自然科學的發(fā)展為基礎，理學對自然及社會規(guī)律的思考，正是宋代科學文化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③理學的興起與思想史自身進程密切相關。理學是儒、釋、道三教長期論爭和融合的果實。中國思想史在唐代中后期形成一個重要轉折，韓愈倡儒學道統(tǒng)，辟佛、道，打破了三教并盛的局面。宋代儒學為了與統(tǒng)治建設相適應，儒學道統(tǒng)自然成為其承續(xù)的對象。理學也是北宋初期思想解放的產物。北宋學者大膽拋棄漢唐學者師古泥古的學風，敢于疑經改經，相互辯論，相互啟發(fā)，獨立思考，大膽立論，講注義理，為理學的產生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思想環(huán)境。

（2）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張：

1）北宋：程顥、程頤（合稱“二程”）

①天理是宇宙萬物的本原，萬物只有一個天理。主張先理而后物。（核心思想）

程顥被習稱為“大程”，河南洛陽人。北宋儒家學者，著名哲學家，北宋理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程顥青少年時代就學于周敦頤，他的思想發(fā)展和其他理學家一樣，受到佛、道學說的一定影響，再加到儒學。程顥與其弟程頤同為宋代“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世稱“二程”。因二程兄弟長期講學于洛陽，故世稱其學為“洛學”。二程在哲學上發(fā)揮了孟子至周敦頤的心性命理之學，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二程在學術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題是“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他們認為陽陰二氣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創(chuàng)生萬物的材料。從二程開始，“理”或“天理”被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使用，亦即被作為世界的本體。而且人類社會的等級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道德規(guī)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間社會的具體表現(xiàn)形態(tài)。史家認為，理學的奠基者為北宋五子，其中居主導地位的是二程。

在窮理方法上，程顥“主靜”，強調“正心誠意”；程頤“主敬”，強調“格物致知”。在人性論上，二程主張“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闡釋這一觀點使之更加系統(tǒng)化。二程學說的出現(xiàn)，標志著宋代“理學”思想體系的正式形成。

程顥、程頤所創(chuàng)建的“天理”學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我國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并受到了后世歷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變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

②提出“格物致知”的認識論。

所謂“格物致知”原出于《禮記大學》，《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皆以“格物致知”為前提。所謂“格物”就是指“即物窮理”?！案瘛弊钟卸x，一是“來”的意思，格物也就是“達于物”，或者“即于物”的意思；二是“窮至”、“極至”的意思，所謂格物也就是就物而窮理。對于“物”，可訓為“事”或“理”。程、朱主張就世間萬事萬物而體認天理。格物窮理，是教人從待人接物的具體事情中去體認道學家所講的天理。格物是致知的基礎，致知則是格物的目的和深化。“致”，有推致和窮盡兩重意義，這和“格”字的意義相近。致知是指通過格物達到對于天理的真知。

2）南宋：朱熹——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

●生平介紹：

朱熹，南宋儒家學者，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哲學家、經學家之一，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24歲起走上理學的發(fā)展道路。在經過了長期的刻苦研究之后，終于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影響最大的哲學家、經學家。朱熹的學問淵博，于學無所不窺，他以繼承二程“洛學”為己任，廣泛吸收了周敦頤、張載、邵雍等北宋理學家的思想養(yǎng)分，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學說構建起一個規(guī)模龐雜而又不失縝密精致的思想體系。他死后不久，地位開始日漸上升，最終成為配享孔廟的“孔門十哲”之一，而其在歷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實際影響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學說從元代開始成為中國的官方哲學，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文化，而且還遠播海外，如李朝時期的朝鮮、德川時代的日本，“朱子學”在政治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思想主張：

①理氣論：朱熹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理”和“氣”兩方面構成的，氣是構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質和規(guī)律；在現(xiàn)實世界中，理、氣不能分離，但從本原上說，理先于氣而存在，這是客觀唯心主義的觀點。

②心性論：其基本觀點是:“心有體用”、“心統(tǒng)性情”，并且只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說明朱熹心性論的基本特征。朱熹的“心統(tǒng)性情”理論，認為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體用的總體。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范疇，認為道心即“天理”，惡的人心就是“人欲”。

③認識論：朱熹對“格物”的解釋，認為一是“即物”即接觸事物，二是“窮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極”即窮理至其極；對“致知”的解釋，朱熹認為是“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即擴展、充廣知識，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結果。與認識論相關的，在知行觀上，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觀點，認為知的目的在行，即實地踐履，若想踐履，必須先知，不過朱熹也強調知和行不能偏廢，“知行學相須”。

④功夫論：在修養(yǎng)功夫方面，朱熹主張“主敬涵養(yǎng)”，而人們學習和道德修養(yǎng)的目的，朱熹認為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這一結論一方面有維護封建統(tǒng)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倫理學上則有用理性原則來作為社會普遍道德法則的意義?？偟膩碚f，程朱理學所強調的“格物致知”，并不是要求科學真理，而是明德之善，主要是道德層面的。

●歷史地位：（科考依據(jù)思想外傳）

朱熹編著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后世科舉考試依據(jù)的教科書。朱熹的學術思想還傳及日本、朝鮮乃至歐洲；在日本和朝鮮還形成“朱子學”學派。

《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所作的注，又簡稱為《四書集注》。朱熹用畢生精力撰寫和反復修改《四書集注》，前后凡40年。《四書集注》充分反映了朱熹的“道統(tǒng)”學，它發(fā)揮了儒家學說，論述了道、理、性、命、心、誠、格物、致知、仁義禮智等哲學范疇，并加以闡釋發(fā)揮，提出了以理為最高范疇的哲學體系。書中還特別重視認識方法、修養(yǎng)方法和道德實踐等?！端臅ⅰ穼笫喇a生了深遠的影響。由于它的刊行，《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始被稱為“四書”，與“五經”一起成為封建社會最重要的經典著作。朱熹的學術思想在日本、朝鮮曾一度十分盛行，被稱為“朱子學”，在東南亞和歐美也受到重視，足見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影響。

以朱熹理學為核心內容的儒家思想于16世紀傳入歐洲之后，正合了歐洲復興“理性主義”的歷史符節(jié)，從而作為助力推動了歐洲進入了“哲學時代”或“理性時代”。此后法國的啟蒙運動和18世紀的唯物主義以及德國古典哲學的創(chuàng)建，朱熹的理學都起到了導索和酵母的作用，以至于融貫于歐洲哲學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之中。我們今天充分挖掘和認識朱熹哲學的這種世界歷史作用，對于中國社會在今天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下，凝聚民族精神、復興民族文化，豪邁地走向21世紀，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和思想意義。

3、程朱理學的影響：（適應需要、官方哲學、維護統(tǒng)治）

適應了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備受推崇，成為南宋以后長期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官方哲學，有力地維護了封建統(tǒng)治。

三、陸王心學：

1、陸九淵與“心學”：

（1）生平簡介：

陸九淵(1139～1192)，號象山先生，字子靜。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江西撫州金溪青田人。與當時著名的理學家朱熹齊名，史稱“朱陸”。陸九淵是中國“心學”的創(chuàng)始人。明代王陽明發(fā)展其學說，成為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陸王學派”，對近代中國理學產生深遠影響。

陸九淵從小就聰明好思。三、四歲時就向父親提出“天地何所之”。這樣深邃的哲學問題。七、八歲，“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他讀古書，見“宇宙”兩字，別人解說道：“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彼D然大悟說：“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标懢艤Y三十四歲中進士，先任隆興建安縣主簿，后改建安崇寧縣。大約十年后，他被薦為國子正，不久，又遷敕令所刪定官。陸九淵少年時曾讀三國六朝史，有感于當時“夷狄亂華，后又聽長輩講“靖康之恥”，于是曾剪斷指甲，學習弓馬，慨然要為大宋朝廷復仇。

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50歲的陸九淵被任命為荊湖北路荊門知軍。1193年初，陸九淵在荊門病逝，棺殮時，官員百姓痛哭祭奠，滿街滿巷充塞著吊唁的人群。出殯時，送葬者多達數(shù)千人。他死后，謚為“文安”。為紀念陸九淵，后人將荊門蒙山改稱象山，在荊門城西象山東麓當年陸九淵受理民事訴訟和講學的象山書院遺址興建陸文安公祠（俗稱陸夫子祠和陸公祠）。

（2）心學：

心學，作為儒學的一門學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顥開其端，南宋陸九淵則大啟其門徑，而與朱熹的理學分庭抗禮。至明朝，由王陽明首度提出“心學”兩字，至此心學開始有清晰而獨立的學術脈絡。心學最不同于其他儒學者，在于其強調生命活潑的靈明體驗，因此民國時期陳復開始提出“心靈儒學”做出注解。

心學，又稱“良知之學”，是理學的一個流派。它與程朱理學不同的是，陸王心學主張以人“心”為宇宙的本體（程朱理學以“道”或“理”為宇宙的本體），這一體系強調自心，主張修生養(yǎng)性，返身而誠。先秦孟子和宋明陸王都是心學的哲學家，都強調人的主觀性，并且認為在順境或逆境下也不能動搖。南宋時，陸九淵發(fā)揮了孟子的思想，成為心學的創(chuàng)始人。陸九淵強調人的主觀意志方面的思想，以心即人的主觀性作為哲學的核心，并和他的學生形成一個學派，稱為“南宋陸學”。明代王陽明繼承并發(fā)展了這一學說，成為集心學之大成者，因而又稱“陸王心學”。

（3）思想主張：

①把“心”作為宇宙萬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張；

②強調“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認為天地萬物都在心中；

③認為窮理不必向外探求，反省內心就得天理。

陸九淵是與朱熹同時代的人，他曾同朱熹辯論過“無極”、“太極”等問題，針對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窮理”的理論，他倡言“心即理”，認為心是萬物的本原，強調“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提出“發(fā)明本心”、“求其放心”的“簡易”、“直捷”主張。成為與朱熹一派理學相持對立的一家，被稱為“心學”。和格物致知不同的是，他認為窮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內心就可得到天理。

和大多數(shù)中國思想家一樣，陸九淵的心學很大程度上也是道德層面的。他認為人生天地間，與天地并為三極。他以如何“堂堂地做個人”為前提，提出了“本心說”，主張“先立乎其大者”。例如，他認為發(fā)明本心是正心立志的根本途徑。什么是“本心”？

陸九淵提出“心”有三個概念：即心（人腦）、心之所為（心理）和本心（一種心理形式）?！氨拘摹奔础叭柿x之心”。仁義即人道。人與天、地并為三極，天道、地道、人道都是宇宙萬物本質性法則。仁義之心就是作為社會存在的與天道、地道合一的社會倫理道德（人道）在人心中的反映，又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所以陸九淵稱之為人之“本心”?！氨拘摹笔桥c天道、地道合一的人道在人心中的反映。人如果能保有本心，便能大做一個人。人如何才能保有本心？“發(fā)明本心”中的“發(fā)明”，即“發(fā)而明之”，意即“啟發(fā)、開擴”。人的“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的本心，雖是客觀存在的，但對于一個具體的人來說，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要貴學、盡心。若有放失，一定要反而求之。只有如此，才能保有本心。

2、王陽明把“理學”發(fā)展為“心學”：（心學的集大成者）

過渡：明初，為了強化思想統(tǒng)治，朱元璋和明成祖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從此，程朱理學成為官方統(tǒng)治思想。明中葉，明朝的封建統(tǒng)治出現(xiàn)了嚴重的政治危機，王陽明認為程朱理學崇尚空談，不務實際，遂創(chuàng)立心學，以克服人們心中的“私欲”，挽救封建社會的政治危機。心學蔚然形成一代學術思潮。

（1）生平簡介：

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貶貴州時曾居住于陽明洞，世稱陽明先生、王陽明。是我國古代有名的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軍事家，“心學”創(chuàng)始人。

弘治十二年，舉進士，明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改兵部主事。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陽明“專志授徒講學”，和湛甘泉結交，“共以倡明圣學為事”。正德元年（1506年），一度被權宦劉瑾排擠，謫貴州龍場驛驛丞。三年，到龍場。正德五年（1510年），升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正德七年（1512年），從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升授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平定漳州詹師富、大帽山盧珂、大庚陳日龍、橫水謝志珊、桶岡藍天鳳，浰頭池仲容等農民起義。

正德十四年六月，率部鎮(zhèn)壓福建農民起義軍，于豐城途中獲悉寧王反，即返安吉起義兵，水陸并進搗南昌，連下九江、南康、費時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獻俘，因宦官許泰、張忠讒言，非但無功，反遭誣獲咎，太監(jiān)張永設法得以免禍，即稱病居西湖凈慈寺、九華山諸寺院。

正德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學說，終完成"心學"體系。六月升南京部尚書，九月歸姚，會74弟子于龍泉山中山閣，指示"良知"之說，十二月被封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此后6年許，丁父憂，服滿亦不召用，專事講學。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余姚中天閣講學，門人300余，并作《中天閣勉諸生》文書于壁。

嘉靖六年五月，受命鎮(zhèn)壓思恩、田州、八寨、仙臺、花相等地瑤族、僮族叛亂，翌年秋平定。時肺病劇發(fā)，十月上疏告退。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龍浦舟中，享年56歲，謚文成，著有《王文成公全書》行世。

（2）主要思想：

①“心即理”：王陽明繼承了陸九淵的心學傳統(tǒng)，并在陸九淵的基礎上進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學?！靶募蠢怼北緛硎顷懢艤Y的命題，王陽明對此作了發(fā)揮。王陽明批評朱熹的修養(yǎng)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與至善。王陽明認為“至善是心之本體”，“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蓖蹶柮髡J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外無善”；“心”是第一性的，“物”是第二性的；“理”是封建道德，存在于心，是人頭腦中固有的，他這樣說是強調社會上的倫理規(guī)范之基礎在于人心之至善。主張通過“內心反省”克服“私欲”，以“致良知”，用封建倫理道德去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就可鞏固封建統(tǒng)治。王陽明的“心即理”的命題主要是為其修養(yǎng)論服務的。

②“致良知”：致良知說是對陸九淵“心即理”思想的發(fā)展。朱熹認為《大學》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學子通過認識外物最終明了人心之“全體大用”。王陽明認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耙庵倔w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認識了外物才有的。這個知是“良知”。在經典與良知的關系上，王陽明突出良知的重要性，認為經典為良知服務，看經書的目的是為了致良知。把儒家經典的權威性附屬于吾心，也就是從屬于良知。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盲從舊權威的思想解放精神。王陽明從經學的角度批評并改造朱學，以更具主體思維能動性的良知范疇和“致良知”說揚棄并發(fā)展了傳統(tǒng)的程朱道統(tǒng)論，使良知說成為左右當時思想界逾百年的學術思潮，并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③“知行合一”：朱熹主張知先行后、行重知輕。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雖然繼續(xù)了朱子重行的傳統(tǒng)，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評朱熹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與理為二。“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說知行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知是心之本體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發(fā)而為客觀具體的行動或事物，就是行。由這個認識出發(fā)，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緊密相聯(lián)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說。在當時社會上、在理學發(fā)展中的確有知而不行的情況存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對時弊有糾偏的意義。

王陽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強調道德的自覺和主宰性。

【合作探究1】理學與心學的聯(lián)系和比較：

程朱理學向心學的演變說明理學已走向極端。朱熹的觀點是要人們接受封建道德觀念（存天理，滅人欲），王陽明則主張，封建道德存在于人們心中，只要恢復就可以了。相對于宋代以來的朱子學，陽明學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將一切合法性與合理性的根源從外在的天理轉化為內在的良知，以后者所代表的道德主體性取代前者的權威。雖然對朱熹而言天理亦在人心，對陽明來說良知即是天理，但畢竟前者偏向于外在的客體性，后者傾向于內在的主體性。二者同是維護封建統(tǒng)治，沒有本質區(qū)別。由客觀唯心主義（程朱理學）向主觀唯心主義（心學）的轉變，說明理學已走向極端。

【合作探究2】宋明理學的特點：

①儒學進一步思辨化。與先秦、漢唐儒學不同，宋明理學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其思辨性。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其所具有的哲學思辨性深深吸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刺激了中國本土思想道家和儒家的發(fā)展。其中，道家借鑒佛教的宗教內容和形式，反應更為敏捷而迅速。相對而言，儒學的應變能力則要差得多。有唐一代，儒學中的有識之士如韓愈等，就已經意識到儒學面臨著外來佛教和本土道教（尤其是佛教）在文化上的嚴重挑戰(zhàn)。宋明的理學家們一方面借鑒佛教和道教在哲學本體論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傳統(tǒng)儒學中尋找能夠利用的因素，例如被稱為“五經之首”的《周易》、《孟子》與《中庸》中關于“性”與“天”的內容。利用這些外來的和傳統(tǒng)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時，他們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許多富有特色的儒學概念，并給予系統(tǒng)的哲學論證，如周敦頤的“無極”、邵雍的“太極”、張載的“太虛”、二程和朱子的“天理”、王荊公和二蘇的“道”、王陽明的“心”等。傳統(tǒng)儒學經由理學家們的改造，道德信條式的理論體系終于變成了哲學理論體系。就此而言，它體現(xiàn)著宋明理學家們融合創(chuàng)造的哲學智慧。

②更加強調倫理道德為思想核心。理學家們標榜自己的學說為“實學”、“實說”，批評佛老的學說以及漢唐的章句之學和講求詩詞歌賦的詞章之學為“虛學”、“虛說”。虛實之別，就在于是否講求義理。理學所強調的義理，實質上也就是儒學的倫理道德學說，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倫理道德理學家所強調的義理，就其內容而言，與漢代董氏的儒學相比，其重點不在政治哲學上，而在倫理道德上；與先秦的儒學相比，其對倫理道德的闡述，更側重于哲學的表達。宋明理學家在儒學的倫理道德學說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邏輯層次的哲學范疇和理論結構。無論是理學哲學各種各樣的本體論、作為道德基礎的人性論、“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養(yǎng)論、“格物”或“格心”的認識論、成賢成圣的境界論、由修齊而治平的功能論，均是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內容。

③更多吸收了佛、道因素。宋明理學作為儒學發(fā)展的一個階段，它帶有明顯的佛學化的特點。宋明理學的佛道化表現(xiàn)為三個方面，其一是吸收借鑒佛教與道教的形而上學，建構儒學的倫理道德形而上學，其二是借鑒佛道二家的傳教譜系，創(chuàng)立儒家學說的傳道體系，即儒學的“道統(tǒng)”，其三是把佛、道的禁欲主義思想吸收進來，把它作為理學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主張。

【合作探究3】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有什么異同？

同：程朱理學和王的心學都承認“理”的存在，都是宋明理學的突出代表，兩者的思想實質都是以儒家的綱常倫紀來約束社會，維護專制統(tǒng)治，遏制人的自然欲求。

異：認為世界的本原不同：程朱理學認為理是世界的本原，理在心外；而王的心學認為心是世界萬物的本源，理在心中；

由程朱理學的客觀唯心主義轉變?yōu)殛柮餍膶W的主觀唯心主義。

【合作探究4】陸九淵和朱熹對“理”、“氣”、“心”幾個關鍵點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陸都認為理是世界萬物的終極本原。但是陸九淵借助的是儒學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以為“心即理”，萬事萬物皆由心而生發(fā)。“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薄蹲噪s談》，其與朱熹所說的理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明顯不同。

朱熹主張由道問學，強調格物致知，即窮物理，強調學習知識的重要性，以為人的道德水準必將隨著知識的增長而增進。陸九淵說“明心”，要尊德性，強調為學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增進知識，而是為了實現(xiàn)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經典的學習與研究、對外界事物的認知與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實現(xiàn)增進道德境界的目的，因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擴大、完善人的良心結構就能實現(xiàn)增進道德的目的。

“氣”的分歧：陸九淵的概念中，“氣質”只是一個生理、心理意義上的問題，指的是人的一種心理或生理狀態(tài)。他認為，人的這種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會行為之間雖有聯(lián)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關系，即人的氣質并不能決定人的善惡賢愚，并不能決定人的做后歸宿，學能變化氣質。朱熹之氣是和理相對的概念，既指宇宙萬物生成的基礎，構成萬物的物質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惡賢愚）之別的內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認為心是分為“人心”與“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體現(xiàn)，是“原于性命之王”，是義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氣質的表現(xiàn)，故而必須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統(tǒng)領，此即“心統(tǒng)性情”。陸九淵認為人心道心只是從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質狀態(tài)，如果將二者對立起來，則分明是“裂天人為二”，心是人的本質所在，是倫理本能。

★問題解答

⊙【學思之窗】

請談談程頤和朱熹關于“格物致知”的做法，對我們的學習有什么啟發(fā)？

答案提示：對我們學習的啟發(fā)是：首先在腳踏實地、認真學習每一個具體的知識，然后才能融會貫通，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學習水平。

⊙本課測評

程朱理學的主要內容是什么？

答案提示：①“天理”是萬物的本源。②人倫道德、尊卑等級、三綱五常都是“天理”；要“存天理，滅人欲”。③認識論上主張“格物致知”，通過探究萬物，更好地理解天理，從而達到明德之善的目的。

⊙學習延伸

進行一場課堂討論，談談對宋明理學的評價。作為一種流傳幾百年的傳統(tǒng)文化，它有什么可取的地方？有哪些內容是不科學和不正確的？可以各抒己見。

提示：（1）科學或可取的一面：①宋明理學具有和諧意識。和平發(fā)展離不開人與自然的和諧，小到家庭，大到民族、國家、人類都需要和諧的意識。②宋明理學具有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對歷代仁人志士胸懷天下，奮發(fā)進取，為理想不懈追求傳統(tǒng)的形成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今天人們依然能從中得到啟示。③宋明理學崇尚道德，充分意識到道德對于社會和人生的重要性，崇尚道德可以促進文明的進步。④宋明理學強調力行。力行意識及其所體現(xiàn)的務實傾向和自強的精神，對中國文化起了推動和促進作用。

（2）不科學或不可取的一面：①尊卑等級觀念；②重男輕女的觀念；③因循守舊的觀念；④重利輕義的觀念；⑤重禮輕法的觀念。

（3）對宋明理學應采取的態(tài)度：批判、繼承、改造；去粗存精，去偽存真。

宋明理學教案二

【教學目標】

1、知識與能力：

（1）列舉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說明宋明時期儒學的發(fā)展狀況；

（2）一定思想文化是一定社會狀況的產物，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過來又會影響社會存在；

（3）理解儒學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的發(fā)展變化，正確看待和評價各個時期儒學的歷史地位；

（4）通過對歷史上儒學的發(fā)展變化的有關知識的掌握，了解中國思想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探究宋明理學的歷史價值和社會影響。

2、過程與方法：

（1）結合宋明理學代表人物的經歷和淺顯的文字材料，幫助學生弄清理學的內涵。

（2）了解思想觀點，觀察儒學發(fā)展變化，分析其歷史地位和價值；并聯(lián)系相關知識，比較綜合歸納、探究歷史規(guī)律。

3、情感態(tài)度與價值觀：

（1）三教并重局面的出現(xiàn)，反應了不同文化的互補可以促進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反應了維護互補的重要性；

（2）儒學從佛教、道教中吸取了有益的內容，完成了更為理論化、思辯化的過程，認識這是中國儒學的一大進步；

（3）心學的出現(xiàn)既反應了理學的發(fā)展，也說明了理學的不足，新的思想萌芽呼之欲出；

（4）援引一些對宋明理學評價的材料，引導學生結合自己的生活實際，談一談宋明理學的精神取向及其現(xiàn)實啟迪。

【教材分析】

教材主要從三個方面介紹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儒家思想的發(fā)展和變化：魏晉隋唐時期儒學的發(fā)展；宋朝的程朱理學；陸九淵和王陽明的心學。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儒家思想發(fā)展到“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一方面反映了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學，也有一種“與時俱進”、自我調節(jié)、適應時代的本能，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發(fā)展和衰落，不斷發(fā)展完善和走向極端化；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意識形態(tài)作為上層建筑中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在社會發(fā)展中起著重要的促進或阻礙作用。教師在教學中必須要充分準備，精心設計，生動形象，深入淺出，努力提高教學效益。

【教學重點和難點】

重點：掌握程朱理學基本內容。

難點：理解理學和心學的思想內涵；正確評價程朱理學和王陽明心學的歷史地位。

【教學過程及要點】

<導入新課>

教師以引言部分的內容為素材，告訴學生漢代以后由于社會動蕩，人們對傳入的佛教有了更多的興趣，儒學思想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zhàn)。可以從杜牧的詩入手，介紹梁武帝三次入寺院當和尚的故事，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然后設問：

1．為什么漢代儒學剛剛確立了正統(tǒng)地位，漢以后人們對佛教的興趣日增？

2．佛教的興盛開始挑戰(zhàn)儒學的地位，儒學應該怎么辦？

<推進新課>

一、三教合一：（儒、佛、道三教合歸儒）

1、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的新發(fā)展：儒學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發(fā)展，即佛教吸收儒學精神，漸趨中國本土化；道教也受到儒學影響，主張“貴儒”又“遵道”。

（1）儒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面臨嚴重挑戰(zhàn)的原因：

①佛教的盛行：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他們將佛教作為鞏固統(tǒng)治，麻痹和奴役勞動人民的精神武器；其次是社會矛盾的尖銳。當時南北對峙，王朝更迭頻繁，兵戈不息，剝削殘酷，壓迫深重，人民要尋求精神上的寄托；再次，佛教本身具有很大欺騙性。把人們的眼光從痛苦的現(xiàn)實轉移到無法驗證的來生幸福上，使人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和安慰；第四，實際經濟利益的驅使。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僧尼不入國家戶籍，可以逃避賦役，破產農民大量投身寺院，寺院形成了獨立的經濟力量；第五，佛教為了適應中國的國情，在自身傳統(tǒng)方面作了自我改造，給處于不平等地位的各種人，提供了一種精神上機會均等的滿足。

【備課資料】最愛當和尚的荒唐皇帝——梁武帝蕭衍

梁武帝蕭衍(公元464—549年)，字相達，齊高帝蕭道成族人．其父蕭順之曾助族兄蕭道成創(chuàng)齊，官至頓軍將軍、丹陽尹。蕭衍博覽群書，有文武才干，曾被齊競陵王蕭子良召入為西職。與沈約、謝眺等著名文士臺稱西鄖八友。蕭衍因助齊明帝殺齊武帝諸子，被迅速提升，齊明帝死前，任命他為持節(jié)、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的雍州刺史。蕭任雍州刺史后不久，齊東昏侯蕭卷寶即位，殺戮大臣，亂事四起，蕭衍起兵，一年后攻下建康，殺蕭寶卷。追貶他為東昏侯。次年四月，蕭衍又以梁王的身份取代他擁立的齊相帝蕭寶融，建立了梁朝。

梁武帝三十八歲登基，八十六歲死于侯景之亂，在位四十八年。他一反前朝建立之后大殺前朝宗室人物的作法，齊高帝蕭道成嫡系子孫都可以出仕梁朝。梁武帝創(chuàng)業(yè)功臣也都得善終，梁宗室子弟只要不蓄意謀反，都得以重用。他又是歷代王朝最有學問的皇帝，他即位以后，雖政事繁雜，仍手不釋卷，一生撰寫注釋、聞釋儒經及佛教經典的著作數(shù)百卷，文學作品集120卷，組織并參與編撰了長達600巷的《通史》。

梁武帝篤信佛教，造詣極深，并屢屢向寺廟捐助財物，曾經三次入寺舍身，最長一次有37天。這位皇帝在宗教信仰方面簡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作為一名狂熱的佛教徒，梁武帝在位期間花費大量公款，興建了大量佛寺。公元519年，他在同泰寺院受菩薩戒，從此被稱為“菩薩皇帝”。更荒唐的是，為了顯示自己對佛祖的虔誠，公元527年，身為一國之君的梁武帝到同泰寺做法事時，竟突發(fā)奇想地宣稱要舍身于此，甘為寺奴。還下令改年號為大通。信佛之后，他不近女色，不吃葷，不僅他這樣做，還要求全國效仿：以后祭祀宗廟，不準再用豬牛羊，要用蔬菜代替。他吃素，要神靈也吃素。老人皇帝做事總是和年輕時、壯年時不一樣。這個命令下達之后，大臣議論紛紛，都反對。最后，蕭衍允許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狀祭祀。

正所謂“國不可一日無君”，被群臣把他從寺廟里接回，要他繼續(xù)主持朝政。梁武帝回宮后，想想不對：“普通百姓出家后，要還俗還得拿一筆錢向寺院贖身；我是堂堂一國之君，還俗怎么能不出錢呢!”

于是，梁武帝再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這次大臣們又來請他回宮，他說什么也不答應了。有個大臣忽然靈機一動，說道：“皇上既然‘舍身’為僧，我們就要為他‘贖身’，才能請他回宮啊!”

大臣們覺得這話有道理，就化了一萬萬錢，去同泰寺為梁武帝“贖身”。寺院住持收到這么一大筆贖金很高興，十分爽快地同意這位皇帝和尚還俗。

過了不久，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而且，他為了表示自己虔誠信佛，不但“舍”了自己的身子，還把宮內的人以及全國的土地都“舍”了。梁武帝“舍”得多，為他“贖身”的錢也要化得更多。大臣們花了一個月，湊足了二萬萬錢，又把他贖了回來。

過了一年，梁武帝第四次又到同泰寺出家。大臣們只得又用一萬萬錢為他“贖身”。

梁武帝前后四次出家當和尚，大臣們共花了四萬萬“贖身”錢，把國庫都給折騰光了。梁武帝晚年一心只想當和尚，不管國家大事，朝政混亂，最后連自己的命也保不住了。

548年，爆發(fā)了一場長達四年之久的叛亂，因這場叛亂的發(fā)動者是投降梁國的東魏將領侯景，史稱“侯景之亂”。蕭正德權欲熏心，迎侯景入建康(令江蘇南京)，侯景集中兵力圍攻建康中心臺城。梁朝諸王軍隊雖然已匯合到建康周圍，但都按兵不動。臺城被圍130多天，糧食斷絕，以人肉相食，又疫病流行，城內十多萬人，最后只剩下二、三千人，城內到處都是尸體。549年3月，侯景攻破臺城，把梁武帝蕭衍囚禁起來。侯景控制朝廷后，馬上殺掉蕭正德，不久，86歲的老皇帝被活活餓死。梁武帝是中國歷史上一位高壽皇帝。

②道教在民間的傳播：道教創(chuàng)立于東漢末期，開始主要在受苦受難的民眾中流行，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是道教最早的表現(xiàn)形式，太平道發(fā)動了東漢末年的黃巾軍大起義。黃巾起義失敗后，太平道遭到鎮(zhèn)壓，但道教作為一種宗教，在江南江北廣大地區(qū)仍然繼續(xù)流傳，在上層社會中也擁有不少信徒。魏晉以來，封建統(tǒng)治階級逐步對原始道教從理論上、組織上加以改造，使它成為鞏固統(tǒng)治的精神工具。東晉時道教日盛，不僅有皇帝、大臣信奉，下層民眾中也擁有眾多的信徒。東晉末年，孫恩、盧循以五斗米道為號召，領導農民起義。南北朝時，官方道教已經形成。

③儒學本身的問題和缺陷：儒學之所以會受到來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戰(zhàn)，其中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學本身在思辨性和理論性方面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儒學在孔子創(chuàng)立之時，只是一些倫理原則和教條，由于孔子本人罕言“性與天道”，所以如何從哲學本體論上論證儒家思想的正當性與必然性成為儒學的一個重要課題。孟子從“四端”說出發(fā)，對儒家的性善論作了論證，荀子則從性偽說出發(fā)對性惡論作了論證，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講究陰陽家的世界觀上，對儒學作了讖緯神學式的論證。在宋明儒學家看來，以往的這樣論證要么是“不備”（不夠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亂不清或者錯誤，如荀子與揚雄），而董氏讖緯神學化的論證更是粗淺，不值一論。

（2）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影響和融合：

①儒教：早在魏晉，玄學已經將三教的思想進行了一次融合。魏晉玄學上承先秦西漢以來的道家哲學思想，并把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和道家哲學思想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不同于先秦西漢的新道家學說。玄學以精神性的“無”，作為思想體系的核心，強調“以無為本”，認為世間萬事萬物這些實際存在的“有”，都產生于“無”，體現(xiàn)在政治上，便主張“無為”，認為統(tǒng)治者要無為而治，老百姓也要無為而處。漢初黃老思想所講的“無為”，著重講統(tǒng)治術；玄學所說的“無為”，重點在講處世術。從“無為”出發(fā)，為維護封建的綱常名教進行辯解，認為“名教即自然”，封建的尊卑、上下關系合乎自然，生而固有，不能否定。玄學是儒家唯心主義哲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變種，其宣揚的老莊哲學，經過曲折的演變，終于與儒家哲學相表里，即披著道家思想外衣來宣傳儒家綱常名教的外道內儒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成為士族地主的意識形態(tài)。

②佛教：佛教作為外來宗教，必須與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相結合，才能在中國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fā)展。佛教自傳入中國的那一天起，受中國古代經濟政治及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逐步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佛教調整了與世俗王權的關系，調整了與儒學的關系，調整了與民俗的關系。特別是調整了與儒學的關系。佛教的傳入并泛濫，必然要引起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抗爭，首先引起論爭的是道教，在理論上與佛教爭論的是儒家，但儒家是以直覺思維進行批判的，缺乏思辨的理論色彩。由于儒家在中國的正統(tǒng)官方地位十分鞏固，這使得許多佛教徒竭力調和佛、儒兩家，“內（儒）外（佛）兼修”，解釋戒殺為仁，戒盜為義。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強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則解釋為出家不是不問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統(tǒng)一了出家與入世的關系。

③道教：晉朝人葛洪是最早把道教理論和儒家思想結合起來的人，他所寫的《抱樸子》一書，不僅對戰(zhàn)國以來“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yǎng)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從理論上作了系統(tǒng)的闡發(fā)論述，更重要的是把神仙信仰與儒家思想捏合起來，提出道教徒要以忠孝仁信為本，否則，雖勤于修煉，也不能成仙。北朝寇謙之以“整清道教”為己任，打出“專以禮度為首”的旗號，完全按照封建倫理觀念制定了一套教義，鼓吹“于君不可不忠”，“不得叛逆君主，謀害國家”，勸導人們“勿怨貧苦”，“戒勿以貧賤求富貴”。他還襲用佛教輪回轉生思想，用“若有罪重之者，轉生蟲畜”欺騙恫嚇人民。劉宋的陸靜修依據(j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吸收佛教儀式，編制了新的道教齋戒儀式，齊梁時的陶弘景，以現(xiàn)實社會為模式，制造出“仙亦有等級千億”的理論，為封建等級制度辯護。道教兼采儒、佛、道三家之說，把它們糅雜融匯在一起，以漢民族土生土長的傳統(tǒng)形式出現(xiàn)，有利于宣傳推廣，擴大影響。

2、隋唐時期，儒學發(fā)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三教合一”。

（1）隋朝：儒學提出“三教合一”，主張以儒學為主，調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論；

（2）唐朝：統(tǒng)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即尊道、禮佛、崇儒；韓愈率先提出復興儒學。

隋末，道教徒積極參與了滅隋建唐的政治活動，到唐朝初年，李淵和李世民尊道抑佛，先道后佛，李世民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確立了道教的特殊地位。武則天諭令佛教應在道教之上，道教勢力受打擊。唐睿宗、唐玄宗父子二人迷信道教，道教優(yōu)勢又逐漸得以恢復。唐肅宗、唐代宗崇佛，道教勢力再次衰退。到了唐武宗時，朝廷廢禁佛教，獨尊道教，第三次出現(xiàn)道勝于佛的優(yōu)勢。道教宣傳清凈無為、與世無爭的思想，與儒家的“民本”、“仁政”思想、輕徭薄賦的要求有相同相通之處和異曲同工之妙，適應了唐初社會在大亂之后，天下初定，人心思治，統(tǒng)治者調整政策的政治需要。同時，道教也提倡佛教的“因果報應”，還鼓吹儒學的“忠”（忠于君主）和“孝”（孝敬父母），此外，還搞巫師的一套“長生術”，不僅適應了統(tǒng)治者麻痹人民的需要，也迎合了統(tǒng)治者追求長命富貴的欲望。

隋朝比較重視佛教，隋文帝廣建佛寺，度僧尼出家，命人譯經寫經。李世民尊道抑佛，但他也敏銳地感到，宣傳“因果報應”，鼓吹“與世無爭”的佛教，也不失為可利用的工具，因此在過去的戰(zhàn)場建造佛寺，以后又親自為玄奘的譯經寫序文，采取二教并重政策。唐朝有三次崇佛高潮，第一次是武則天時期，武則天曾利用佛教篡位，諭令佛教應在道教之上，進一步刺激了佛教的發(fā)展。第二次出現(xiàn)在肅宗、代宗時期。第三次出現(xiàn)在唐懿宗時期。隋唐時期是中國儒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國佛教的成熟期。這一時期的佛教學說的最大特點，是把佛性心性化，或者說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性化了。

唐代實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釋、道三教得以各自獨立發(fā)展，并在獨立發(fā)展中進一步相互爭論，相互融合。在三教的爭論和發(fā)展中，儒教日益處于劣勢，明顯地感受到來自佛道二家的壓力。面對佛教和道教的發(fā)展，儒學受到了很大的挑戰(zhàn)。唐中葉以后，儒學大師韓愈和柳宗元等人率先提出要復興儒學。他們在回應佛道挑戰(zhàn)的同時，積極援佛入儒與援道入儒。韓愈對佛教進行了批判，他所提出以“仁、義”為儒學之“道”的內容，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為儒家的傳授譜系，并且自己以繼道統(tǒng)自任，而開儒學講“道統(tǒng)”之先河，所有這些都啟發(fā)后來的儒者以一種復興儒學的意識。柳宗元以“陰陽元氣”為“天道”、以“仁、義”為“人道”，并由此構筑了一個以“道”為核心范疇的合天地自然、社會倫理一體化的理論體系，實開宋明理學之端緒。韓、柳等人企圖建立一個能融匯“百家之學”的學說來取代佛、道的愿望，經由以“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和程氏二兄弟）為代表的理學家們的發(fā)展，到南宋的朱子可以說正式實現(xiàn)。